据杨萧说，“科普派”与“文学派”的论战可以说是旷日持久，各据阵地互不相让。
总体而言，“科普派”拥有资源优势，略占上风。
譬如，围绕科幻小说《世界最高峰的奇迹》的批评与反批评，已经长达三年之久。“科普派”指责小说描写恐龙蛋化石可以复活恐龙，是“伪科学”；作者本人则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予以反驳。
第一轮辩论，《青年报》刊发了双方文章；第二轮辩论，则只刊发了“科普派”的文章。
可以说，舆论的倾向性已经很明显了，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苗头。
“离谱，太离谱了！”
即使以姜玉楼的见多识广，也觉得国内某些作家、评论家实在是不干人事。
而且，《青年报》作为纸媒，怎么可以拉偏架，媒体的中立性哪里去了？
看着姜玉楼愤慨的样子，杨萧心里一暖，她说：“其实，国内科幻小说的发展一开始就伏下了一个潜在的危机，这危机就是“工具属性”过于强烈，仅仅把科幻小说当成了一种普及科学知识的手段,而忽略了科幻小说为文学品种之一的文学属性。”
姜玉楼点点头，说破天了，科幻小说也只是小说。
杨萧继续为他科普国内的科幻小说的形成和发展史。
建国初期，国内并没有科幻小说和科幻小说作家，只是在科普工作过程中，由郑文光创作了新国内第一部贴着“科幻小说”标签的《从地球到火星》，发表在1954年的《少年报》上，由此还引起了燕京地区的火星观测热潮。从此，科幻作为科学普及教育的一种生动形式，被保留和延续了下来。
长期以来，科幻小说在国内更通俗地称谓是从前苏联引进的“科学文艺”，是“科学”而不是科学“幻想”。
这样的“家庭出身”和“成长背景”，使得国内科幻一开始就打上了两个烙印：一，是给孩子看的，二，配合科普教育的。
科幻小说一直游离在科学圈和文学圈之间。相对于科研，科普只是科学界的一小块，科幻则是正规科普工作的补充形式。在文学界，它只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边缘的边缘。
事实上，国内第一代科幻作家几乎都是科学工作者，郑文光是中山大学天文系第一批毕业生，燕京天文台副研究员，刘兴诗是川蜀地质学院教师，其他如古生物学家刘后一、张锋、人类学家周国兴、医学家李宗浩等。叶永烈毕业于燕大化学系，《小灵通漫游未来》其实算科普小说，所以他1979年获得的是“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称号。
但科幻小说家们并不认可这样的地位和定位，他们既不是只写给小孩子看的，也不是只为了科普，他们的写作有更远大的理想。有社会批判、人性洞察，他们要写社会、写民族、写对科学和人类命运的思考。
科幻小说是不是只能给孩子看？科幻小说的本质是：科普还是文学？于是，矛盾出现了，进而开始了争论。
开始是评论家站在科学普及的立场，批评小说中科学知识的错误，作家们则认为，科幻是文学，更重要的是激发想象力和对科学的兴趣，不是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
争议渐渐升级，《中国青年报》的“科普小议”栏目成为辩论意见最为集中、尖锐的一块阵地。一边是科学评论家们批评“违反科学的幻想”，一边是科幻作家们的自我辩护。作家们没有后援，评论界则获得了部分科学家的支持。
为了应对科文之争，郑文光曾提出“硬科幻”和“软科幻”之分。
硬科幻的代表是凡尔纳，更多从哲学、社会学角度反思科学的软科幻则有代表人物威尔斯。但这样的理论建设并没有化解科文之争，更大的观念冲击和正面冲突已经势不可挡。
这个年代，买米买豆腐都需要“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仍是多数人的生活梦想，买个立柜就算添了件大家具，新婚夫妇惹人眼红的“三大件”是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学生能有支钢笔挂在胸前是很可骄傲的事情，社会上的人在谈论出身、平反、四人帮，进步一些的，谈论刚恢复的高考、夜校。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居然还有一群人，嘴里蹦的词是中微子，星际航行，转基因，大爆炸，时间隧道，基因武器，宇宙空间站，黑洞，太空移民，智能机器人，生物工程和星球大战。
这些新词对读者甚至编辑来说都是陌生又新奇，似乎带着另一个世界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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