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发行了不到五期,就赶上了过年放假,和《皇明京师日报》一起停止发行。
南北方士林集体一口老痰想吐吐不出来,个个郁闷的要死。春节期间各家都祭祖、串亲戚,各种文会也办不起来,这鼓噪的声音小了不少,只能在走亲访友期间骂两声。
朝廷上下,各大佬、中官则纷纷猜测这《新京报》是什么来头,趁着过年期间到处打问。这《新京报》头一篇文章,士林看到的是义理之辩,官场中人看到的却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篇文章是为了谁?背后站着谁?这个要是搞不清楚,没法站队啊。
然而《新京报》神秘的很,背后东主暂时没人知道,主编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光用一个“钟声”的笔名。
到了春节假期快结束的时候,终于有大能打探出来,这家报社东主是遂安伯,主编却是文坛鼎鼎大名的李先芳。
李先芳字伯承,号北山,祖籍湖北监利,后迁居山东濮州。明嘉靖二十六年中进士,历任刑部曹郎、尚宝司丞、亳州同知、宁国府同知。万历元年,见自己已无跨过五品之望,就辞官回家乡,编写《濮州志》。
万历四年十月份,《濮州志》初稿大功告成之后,同乡名士孙忠翰、苏濂联袂找他,说遂安伯陈澍要在北京办报,邀请李先芳去主编,还带了陈澍的亲笔信。
其实遂安伯先请的是孙中翰,但这哥们不敢答应。他虽然也是进士,但是文坛名气和水平与李先芳比,不说天差地远,也不可以道里计。
因此,他和苏濂两个,联袂来找李先芳,希望李先芳带着他们一起应征,那主编、副主编就都在哥几个囊中。
自从《皇明南京日报》诞生以来,李先芳几个也眼红这报纸太久了——大明的文人就没有不眼红的。然而朝廷在南京出了日报后不到一个月,就颁布了《大明报业管理章程》,同时皇帝下旨,将章程的部分内容写入了大明律。
这章程明确规定,在大明出版报纸,必须取得办报许可证。从万历三年下半年开始,这两京想办报的勋贵、巨贾总共交了能有三百多份申请,朝廷就颁发了一个许可证,就是《皇明京师日报》。
大家一看皇明京师日报的东主身份,都倒抽一口凉气,正是内廷大臣英国公的儿子张元德——这后台谁也比不了,大家也都歇了心思。
没想到运气来了谁也挡不住,万历四年九月初,遂安伯陈澍的夫人进宫请安的时候,遇到了也在太后处的皇帝,当时皇帝说了一句:“遂安伯交了申请想办报?你让他来见我。”——就这样白给了他一张许可证。
遂安伯为人谨慎,怕走漏了消息引起京师勋贵眼红,到时候没法解释,因此安排家人拿着信找到了曾经在遂安伯府为业师的孙中翰。
能得遂安伯邀请,孙中翰虽然美翻了,但根本不敢应征。他自己知道,如果自己去做了主编,好朋友李先芳在家呆着,这士林文坛中人非嘲笑他不可。思前想后,终于下定决心,向遂安伯推荐了李先芳,并极力撺掇他出山。
李先芳才华横溢,以诗作著称于世,名籍齐鲁,为嘉靖时期名士,曾与历城李攀龙、临清谢榛、考丰吴继岳等当代名家一起倡导诗社,又与昆山俞允文、卢柟、孝丰吴维岳、顺德欧大任合称“广五子“。
他爱好广泛,对医学、道教、佛教研究均有一定造诣,其人通晓音律,尤精于琵琶,就连当时的琵琶名家查八十都折服于他。
这么一个人,陈澍没有不满意的道理。但是皇帝让他办报,相当于把他纳入了皇帝的核心圈里了,这里面的道道却没法跟孙中翰和李先芳先说,只好言辞谦恭,邀请李先芳到京一叙。
李先芳此际已经六十六岁,要是让他做官,半生仕途坎坷的他肯定不干。但是让他办报,这大明的文人有一个算一个,没有说自己岁数大干不了的。
李先芳接到信之后,兴头头的带着孙中翰和苏濂两个,于到了京师,面见遂安伯。
遂安伯陈澍见面后不提办报的事,反倒是将几个人高高捧起,以师礼待之。先在家办了几个文会,见天让他们饮酒飨宴并欣赏歌舞,诗词唱和了半个月。
开始的时候李先芳不明所以,私底下和苏濂一起抱怨遂安伯不靠谱。孙中翰也一头雾水,就求见遂安伯问起办报的事儿。
遂安伯这才召见他们几个,苦笑道:“不瞒几位先生,这些天文会里面,每日都有侍从室的人来考察你们几个。这报纸挣得钱是咱们几个的,但是报纸说什么——要听皇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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