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七年的二月,刘承宗已亲率五营大军自西宁启程。
相较于祁连山南麓的进攻路线,他这支主力中军的进军路线要更加遥远,他们要先从西宁南下河卡草原,再经茶卡盐池、乌兰山西进至德令哈,再转头北进至瓜州,全长两千二百里。
这条路是刘狮子选的,比沿祁连山南麓行军经哈拉湖至玉门那条路远了近八百里路,而且沿途的水源地更少。
但这条路线胜在人口承载力强,在河卡、乌兰、都兰、德令哈、格尔木、大小揣旦全是元帅府的屯牧营与土司驻地,水源地虽然少了些,但都在他的控制之下。
尽管因为地势环境条件极端,需要以五十日推算的行军时间,却有更强的保障。
起初刘承宗的进军速度很慢,是因为东边兰州方向朝廷的反击很慢,让他难以放心,但随着任权儿一封书信送来,他心里轻松了。
刘承宗在心里从来没有把留在延安府的首领、同族,看做是自己的部下。
他们曾经是艰难时刻搏击风浪的朋友,有时候人们离得近,有时候人们离得远,近的像上天猴,志趣相投同舟共济;远的像闯王高迎祥,能容得下他但他不愿居人之下,那就联营。
反正在那个时候,别管是刘将军还是高闯王,谁也没有推翻大明成事儿的希望,大家的包容度都很高。
但还有些特别的时候,人们的志向并不相同。
即使都姓刘,也不是每个人在吃饱饭以后还愿意铁了心造反,甚至因为是同族,这个是叔叔、那个是兄弟,本来就不愿意造反,反而更不易管理。
说句难听话硬要破家舍业都是你害的,你当了大首领不该养着我?
为避免矛盾升级,就有了很多人都姓刘的延安卫。
延安卫本质上是刘承宗丢掉矛盾的蓄水池,早年间父亲刘向禹的禹字营,也是这个作用。
本来就是三类人,刘承宗的狮子营,是他的部下,可以随着心意指挥;禹字营是心意上没问题但指挥比较费劲的人;而延安卫,则是指挥可能不费劲,但跟造反是情势所迫的一批人。
老家能称得上是部下的人,只有任权儿,但刘承宗同样也不敢在心里把他当作部下,毕竟时过境迁,当初的穷小子在朝廷那成了掌握实权的指挥使,还能听从他的号令?
是不是部下,他说了不算,任权儿把他当长官,那才算数。
任权儿的信有三页,第一页是告诉他朝廷至少出动三个营在临桃方向进攻兰州,还把三个营的将领情况说得一清二楚。
这让刘承宗很疑惑,因为元帅府在兰州黄河两岸的守备力量非常充足,而且因为招降旧明军的声势浩大,几乎明牌,他们有多少兵力,朝廷应该是知道的。
兰州有大将旅帅王秀亲率一个营镇守,还有罗汝才、李万庆、杨承祖三个接近满编的营,这就已经是一万多元帅府的嫡系军队。
临桃府周边几个县,还有师襄、李祖德、张云起三名降将麾下由旧明军组成的临桃旅,刘承宗授予他们副将、参将官职时就把话挑明了,要他们的投名状。
因此三人在招降营兵旗军时对周边几个县打得很凶,况且开城献降就是三人的责任,所率军队也被元帅府关饷,有一定的忠诚度。
面对这支军队,朝廷的五省总督就拿出三个营万余人马,未免显得过于寒酸,攻城战还想以一敌二,他们都是天兵天将?
不过任权儿在第二页详细说明了中原、湖广、四川的大混战,朝廷的天罗地网、官军的连战连捷、农民军的长驱直入,一切就说得通了。
刘承宗相信朝廷的战报,因为他有过合营作战的经历,也知道在纵横几百里的大战场上协同作战的指挥难度。
明军战报中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明军将领谎报战功,而是十几万农民军在突围。
这十几万农民军有一些首领的嫡系老营拥有跟官军正面作战的能力,但他们依然不是正规军,而且拥有强悍老营的首领往往是相对独立的首领。
经历四年的战争,刘承宗建立了元帅府,拥有了自己的政治构架;留在中原的农民军尽管没有这套东西,但他们也在战争中丢掉了天真,学会了残忍。
他们在突围,没有人会手握强军给别人殿后,留下自己的嫡系人马被官军包围。
任权儿对这种情况,在信中总结一针见血:强壮横行,弱者填沟。
有能力急行军的在前面破军杀将毁城掠地,没能力的老弱就在路上被官军截杀、追杀,留下一地无头尸身,成为官军的战功。
刘承宗有点失落。
他本以为元帅府攻取兰州,能让他成为陕西的头号大敌,减轻农民军的威胁,却没想到如今他在陈奇瑜眼中,反倒因此成为朝廷次要讨伐的目标。
至于任权儿信里的第三页,是他对延安营战场倒戈的部署,这些事刘承宗就不操心了,让人发给王秀,前线战场的事,还是得前线大将拿主意。
刘承宗只是将中原农民军的情况通报全军,告诉将士们抓紧赶路,只有速战速决拿下甘肃,才能让农民军少死些人。
他统率的五营军兵,走到德令哈就已经变成九个营了。
不过这多出来的四个营,都只是跟他同路而已,一个营是卫拉特诸部贵族及护兵,巴图尔珲台吉等蒙古贵族走得是兴高采烈,但不少部众离开西宁都哭了。
他们浩浩荡荡的大军离开天山,回来就剩下三千多人,还带着两个凶神恶煞的汉军营,别提心里有多难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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