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年以来,天下逐步滑向深渊。
人命不值钱,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至今北方只剩刘承宗有资格、有能力把人命当回事。
张一川没有刘承宗的本事,可是扫地王有属于扫地王的理想,他在用自己的方式救人。
河南是中原,有一望无际的平原,但是从黄土高原向华北平原过渡的豫西地区,地貌依然以山地丘陵为主。
这里老话叫五山四陵一分川。
没有平地。
感染瘟疫的逃兵溃卒、无食充饥的流亡农民推着独轮车,在山道间游来荡去,把瘟疫传播到经过的每一个地方,因为没有人会收留他们。
河南遍地林立的堡寨,并不仅仅是为防兵备寇。
堡寨的起源,是河南地区在崇祯五年、六年经历的两次大洪水。
涝灾中幸存的人们,在高地重新修建家园,正赶上杀进华北平原的农民军被打回陕西,过境河南。
人们就把村寨修起高墙,为求自保拿起武器,在青黄不接的季节,追随堡寨里最强悍的人,保护家人和口粮,以期熬过难捱的年头。
但是一年比一年难捱,外部环境随着涝灾结束急剧恶化,遍地瘟疫、贼寇,临时宗族邻里自保性质的堡寨,逐渐成为山间野地自治的常备军。
继而,分成泾渭分明的士绅堡寨和豪强堡寨。
但不论是什么寨子,都不会接纳外人。
饥民、土匪、流寇、乱军、官军,不论来者何人,想进堡寨,就只有攻陷它一个办法。
因为在这个年代,河南人没有陕西人运气好。
在旱灾的发源地,老陕很难说运气好。
涝灾的可怕程度并不低于旱灾,甚至还隐隐胜过了旱灾。
因为大范围旱灾带来的威胁是刻骨也是慢性的,秀山清水变成荒山秃岭,需要时间,很长的时间。
旱灾就像一把钝刀子,一刀刀剌在人类于和平年代建立的温情社会之上,直到完全崩溃。
当温情皮肉褪尽,只剩一具弱肉强食的残酷骨架。
陕西社会被迫降级,人们就像宠物重新变回野兽。
温良恭俭让,那些当宠物时吃饱撑出来的秉性,不需要了。
凶猛、狡猾、残忍,隐藏在骨子里的野性,浮现出来,帮助人活下来。
再重新建立秩序。
而涝灾带来的伤害,是瞬间和短期的。
天象骤变,暴雨骤注,洪水泛滥,冲山倒峡,狂风拔树,骤雨偃苗,屋瓦吹飞,漂屋没村。
昼夜之间,睁眼已处泽国之中,一无所有。
人们不需要像野兽一样,因为野兽也会死在洪灾之中,它完全是运气,全看爆发洪灾时,人在高地还是低地。
站得低,就算有盖世勇武、绝伦智慧以及比肩神灵的领导力,也难逃一死。
随后是短期的瘟疫。
大旱之后必有蝗灾,大涝之后必有瘟疫。
前者是因为蝗虫会在盐碱地产卵,旱灾加剧土地盐碱化,人类不再照顾旱地,蝗虫得到极好的生存环境。
后者则是因为水灾过后,活下来的蠃、鳞、毛、羽、昆全部都跑到高地上去了,相互接触;死掉的东西在水上漂浮,聚尸成丘,腐烂爆炸。
所以瘟疫这几年在河南,是很常见的东西。
不论坏人还是好人建立的堡寨,都能形成一个共识:外来人,可能会传染瘟疫,也可能是官军或流贼的探子。
总之,把他们拦在堡寨之外,离近了强闯就用鸟枪打死、弓箭射死,最稳妥。
但张一川能收留他们。
别人害怕流寇、官军……张一川不怕。
流寇、官军这种东西,他撒泡尿照照就能见到。
张一川是陕西最强大的流寇首领之一,如今又领受了大元帅府的河南总兵官,在那些别人都害怕的东西里,他是最吓人的那个。
能让他忌惮三分的只有看不见摸不着的瘟疫而已。
这玩意儿确实让人恐惧,但是对常年流窜的张一川来说,也只是忌惮三分罢了。
因为看不见、摸不着、杀不死、防不住、躲不过,只能硬着头皮闯。
闯过瘟疫横行的地带,是他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在这过程中,得益于河南五营惯于农民军的组织形式,他能够尽可能地收拢、裹挟看见的所有溃兵、流民、土匪、强盗乃至老弱妇孺,并将之依照宗族、职业、地域等特点,快速编成一支新的流寇部队,协同行动。
农民军的组织形势也很严密,张一川做为首领,以河南五营为本部人马,随后
每个参将除了本部一个营,另负数个少则二三百人、多则五六百人的大队,以本部派出十几个老流寇为大管队,招募健壮之人发给弓马刀枪,组成各个大队的中坚力量。
大队令都听大管队的,而所有大管队都听本管参将的,而五个参将听张一川的。
所以这种指挥,并不会像刘承宗统率数万大军那样,撞上指挥能力的瓶颈。
因为张一川管的没有那么多,他既不需要管理驻地、也不需要管理兵粮,因为他们有足够多的后勤人员。
没人愿意停下来,停下来就是死,只能跟着大队行动,在豫西翻山越岭。
每一个层级的队伍,都只知道上级队伍的准确位置,每日早晚各派人报告一次,让走就走,让停就停。
走的时候只管行军,停的时候各个大队乃至各个小队各顾各的事,随处安营,打马草的打马草、该打粮的去打粮。
染病的人在各大队队、减员,躺在地上等死。
一时间五营参将标下,几十个大队漫山遍野排出方圆几十里地的宽度,整个队伍就如滚雪球一般地膨胀起来,呼啸掠过一个个郊野村落、山间堡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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