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当前。
两个大营移驻潼关,让咸阳的刘狮子越发暴躁。
他恨不得把眼珠子抠出来,让秃鹫叼着飞到潼关上空,亲眼盯着那边的情况。
但元帅军主力东移,西安府有人比他更紧张。
这个人就是府城里蹲着的陈奇瑜。
但还是有个人趁乱跳进渭河,一路东躲西藏,将陈奇瑜的口信送达目的地,韩城。
而左懋第能在韩城像个战神,一方面是确实有本事。
另一方面则是第一天到韩城,还没交接公务就带人御敌,使他在韩城取得无与伦比的民心。
偏偏这就是刘承宗信里最诡异的地方了。
大元帅写信一向不拿别人当外人,张嘴就夸他这几年干得好。
崇祯七年,流寇又来了,他继续戎装上阵继续打,乘胜追击一百二十里。
万历亲政以后,大明基层进入无政府时代,水利失修、乱砍乱伐、胡乱开矿,发生瘟疫的频率急剧增加。
最终引发刘承宗作为崇祯年间正统明军的被动技能,葫芦娃救爷爷。
然后督促他继续练兵备寇,以防战争带来的溃兵盗匪扰乱治安,同时还要防范山西的瘟疫,继续保境安民。
更别说陈奇瑜是山西人,山西因为地形复杂、靠近塞外、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就算风调雨顺,也基本上十年二十年就要闹个瘟疫。
后年再不征,朝廷就把你调走了,调走了换个人干不好,这座城还是我的。
所以他对瘟疫有很深刻的认识,很轻易就得出所谓的瘟疫,肯定是刘承宗的缓兵之计。
那刚好是元帅军围城营地最松懈的时候,刘承宗还在城外,但他正打算次日启程前往咸阳主持收集物资,而负责围城的王文秀,则在帅帐里听刘承宗说了半宿的围城要点、防备瘟疫之类的事。
他脑瓜子都快想炸了,也不明白东边到底有什么好玩意儿?
值得一万甲骑拽着炮,甚至带着火箭车跑过去,更有渭河南北的一艘艘小船和一架架羊皮牛皮筏子往来运送物资。
陈奇瑜二十岁的时候,家乡就闹过白喉,明代叫喉痹,传染得极为厉害。
说实话本来他对这个闪过脑海的猜想,也是将信将疑,直到刘承宗派人在城下喊话,说东边闹了瘟疫,他才确定——肯定是皇上增兵了!
这年头谁没见过瘟疫啊?
他是进士嘛,读过的书多,脑筋转得还快,骂人很牛的。
左懋第看完信,脑瓜子嗡嗡响。
当时他脑子里就蹦出一堆骂人的词儿。
瘟神可不怕你的铁马刀枪。
一仗没打,城外就像要撤围了一样,虽然围城的壕沟还在挖,但铸炮的人都少了六成,更别说围困的军队了。
另一方面,眼下对元帅府来说最重要的是拦住瘟疫,不让其在陕西扩散,其次则是攻陷西安府城。
只不过刘狮子也想不到,他随手一步闲棋,倒真令左懋第面对陈奇瑜号召其起兵的信,产生动摇。
刘狮子当然不是小丑一样的自大狂,他只是有一套自己的战争逻辑。
这种对局势的错误判断,让陈奇瑜发了疯地想联系外界,并很快付诸行动。
崇祯五年,流贼被他防守击退后跑到山里立寨子,左懋第寻思贼在山里,百姓就不敢在郊外种地,便组建十一路民壮,带兵进山进剿,一直把他们打出韩城,打过黄河,打进山西。
有的人迷迷糊糊就接受了刘承宗的设定。
没有组织,则没有军队。
就算真是见识少的,也听说过瘟疫。
左懋第觉得非常荒唐。
嘴软心硬,说的都是好话,但意思非常明显,投降?没得谈。
最后,最诡异的地方来了。
鬼兵嘛,元帅军熟得很,只要有防备,做不到出其不意,就是出多少死多少。
即使东边真有瘟疫,刘承宗两个营扑上去有啥用。
他是真把韩城当作自己的囊中之物。
没办法,西安城里屯驻将近三个卫的旗军,兵粮根本吃不到冬天,他就盼着刘承宗赶紧攻城,这场围困越拖,对城里的明军越不利。
这主要是因为攻打韩城的利益不够大,另一方面,左懋第也没攻击他派去的校尉都尉,没到势不两立的地步。
士绅大力支持、百姓勇猛听命,才干出了比很多官军更厉害的事业。
张家祖上能追溯到留侯张良,经营两个黄河渡口和木材生意,有筏子、船只几百艘,剿贼的时候运送军兵快速机动,也出了大力气。
别说脑子里想的那些骂人话了,他连怎么回信都不知道。
至于薛家,则是薛仁贵的后裔,官宦世家,跟左懋第有点看不对眼,但也没扯后腿。
一会儿给西安府士绅设个咸阳宴,一会儿在各地征收物资,一会儿又要铸炮运药,总之啥事儿都干,惟独不攻城。
当明军的鬼兵出城,在外面一顿乱打,刘承宗和王文秀都没当回事,甚至心里还有几分嘲笑。
明年免征,可以后年征。
另有一支敢死小队,不携任何书信、信物,背下陈奇瑜所有要求,趁乱冲出围城营地,将口信送往各州县。
事有轻重缓急,韩城并非潼关那样的必争之地,耗费人力物力,去强行攻打这样一座万众一心的城池,搞的士民仇视,对他来说没有益处。
保境安民已经很吃力了,你让我主动发兵,跟刘承宗野战?
他寻思,这陈总督也没拿我当个人啊!
过了两日,又往东边调走五千。
围城的军队也一会少、一会多、一会又少的。
古时绝大多数瘟疫都是军队带来的。
崇祯三年他中了乡试亚元,四年中了进士,五年授官,陕西韩城知县。
因此实际上,军队不但无法遏制瘟疫,在瘟疫面前,他们要比城里的普通百姓更加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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