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欧洲擒熊，除了姜玉楼和剧组相关人员外，最高兴的莫过于西影厂和电影局。
项目和投资乃至于导演都是西影厂的，吴天明来到西影厂后就放了个大卫星，地位稳固了不说，功劳也是大大的，以后他提出的项目，在没有产生大规模亏损前，是不会有人反对的。
电影局也不用说，只要有国内电影经过电影局的渠道在国外参展获奖，都是他们的功劳，符合大力发展影视产业的基调。就凭借这次欧洲拿奖，电影局领导的位置还能往上面迈一个台阶。
西影厂和电影局都高兴了，《红高粱》剧组回国的待遇肯定不用说，将会有个盛大的欢迎仪式。
本来吧，欢迎仪式和姜玉楼没多大关系，也不知道谁给上面提了一嘴，说他在《红高粱》项目上有巨大的贡献，电影局的领导和西影厂商量了一下，把他也请了过去。
嘿，要是换个剧组，即使是他参与的项目，姜玉楼也不一定到。可谁让请他的人是电影局，他又着实愿意提携年轻人，便同意了参加欢迎仪式。
当天晚上十一点，燕京机场的通道口已经被举着长枪短炮的记者占满。
各个电台和报社的记者们一边耐心等待航班抵达机场，一边互相交流着。
说实话，在《红高粱》剧组在柏林拿奖之前，他们肯定不敢相信，一个执导两部电影的年轻导演竟然能拿到欧洲三大之一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
实在是本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强者如云，连奥斯卡最佳导演都参加了，谁能想到张亿谋这个新人导演能在强者如云的竞赛单元杀出重围，放个大卫星呢。
不过这是好事啊，要不是《红高粱》搞了这么一出，国内电影还真是乏善可陈。
没让接机的领导和记者等多久，柏林飞燕京的航班成功降落。
十几分钟后，张亿谋、龚丽和江文从登机口出来后，看到这么大的阵仗，全都吓了一跳。
“张导演，张导演！”
“张导演，《红高粱》柏林擒熊，您有什么想说的？”
“张导演，听说你和龚丽小姐……”
“张导演，我是XX电视台的记者，您说两句吧！”
“张导演……”
记者们一开始还算守秩序，但看到张亿谋这个正主出现后，全都憋不住了，一窝蜂的将话筒往张亿谋嘴边塞，深怕被同行抢了先。
张亿谋走在前面，身后跟着江文和龚丽，他们刚开始看到记者们还有些高兴，可渐渐发现记者们这么疯狂，又担心了起来。
姜玉楼站在外围看着都是心惊肉跳的，现场那么多记者，剧组人又少，记者们这么一围上去，张亿谋他们还真有点羊入狼群的感觉。
“领导，要不电影局还是出面开个新闻发布会吧，记者太热情了，现场人又多，万一出事就麻烦了。”
电影局的领导闻言也重视了起来，他本意是为《红高粱》造声势，可姜玉楼也说得对，现场是混乱了些，万一出事，反而不美。
站在一旁的吴天明的心思则全在《红高粱》获奖后，西影厂能获得多少利益。
他做为西影厂的老大，最关心的就是这部电影西影厂能拿到多少钱。
《红高粱》获奖后，吴天明联系过张亿谋，国外的片商对这部电影很感兴趣，版权费一共赚了五十多万美金，成本早就赚了回来。不过国内的票房收入不是电影厂能决定的，还要看有各省的拷贝订购数量有多少。
想来这部电影名气如此之大，拷贝大卖不成问题。
特殊时期结束后，国内电影从八部样板戏逐步走向创作的多样化，这一时期的发行结算方式是单拷贝定价——在1993年之前相当长的时间里，一个拷贝定价10500元。这并非只是拷贝的洗印制作费，而是含有一定的版权费。一部电影被订购的拷贝数量越大，意味着制片厂收入越高。因此，历次订购拷贝数量多的省份，如江苏、山东等，被各制片厂视为“金主”，礼遇有加。
与这种定价方式配套的是计划经济式的统购统销，结算不能签约即付，制片厂的片款收入先由中影公司垫付，再按实际订购量结算。
中影公司每部影片垫付一百万元，换言之，如果一部影片订购的拷贝少于95个，需退款给中影。这种奇特的三角利益关系，也为后来的款项拖欠埋下了隐患，进而萌发变革的种子。
如果有可能，他甚至想搞票房分成。
想想当年《黄土地》也在国外拿了奖，票房卖到了天山，可钱都被中影公司赚了，制片厂也就赚了点拷贝钱。
想到这里，吴天明看了眼电影局的领导，觉得这事还能说道说道。
混乱的场面仍在持续，电影局的领导无奈之下，只得与姜玉楼一同上前，试图将围堵的记者们分离开来。
他高声呼喊：“各位记者朋友！各位记者朋友！请稍安勿躁！《红高粱》剧组的几位核心创作人员刚刚带着荣誉归来，大家的心情我们理解，但请放心，采访的机会我们一定会为大家安排的。现在，请先让我们这几位同志顺利走出机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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