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刳院那本奏疏的内容包括了四个方面,天择论、人择论、优胜论和劣汰论。
优胜论,就是优秀的会胜出,佐证华夷之辨,而劣汰论则是愚笨力弱之辈绝嗣。
这四个论断,朱翊钧只取了前两个,而后两个朱翊钧选择了封禁,因为优胜论加劣汰论,再加上自由派中的完全自由派,就是大明势要豪右向下朘剥理所当然,天经地义。
大明的百姓,是最勤奋、最吃苦耐劳的良善之人了,只要有块地,他们就能找到自己生存之道,但往往就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所以,任何有可能鼓噪朘剥天经地义的理论,朱翊钧都会选择封禁,哪怕事实的确如此。
而且后面这两种论点,此时此刻的煽动力实在是太强了,要是搞出番膏这类的洗漱用品,那就是彻底失控的体现了。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只是一种修辞手法,不是写实。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就是大明万历维新的最高纲领。
徐渭之所以要上奏朝廷索要宝钞,是抱着一个极为阴损的想法,那就是用宝钞的劣币驱逐良币,这种做法是极为阴损的,倭国的大名们一定会用织田信长发行的货币,兑换成为宝钞,而后继续向下朘剥。
当金属货币中,掺杂了其他金属后,市场上就有两种货币,一种是原先不含杂质的货币,另一种是被加入其他金属的货币。
即便是他们的面值相等,即便是法律赋予了两种货币的价值相等,但人们是可以辨别的,那么储蓄、保留不含杂质的货币(良币),将含有杂质的货币(劣币)拿去交易和流通,所以市面上的良币一定会减少流通,在市场上只有劣币流通。
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这种认知,其实早在汉朝时候就出现了。
汉武帝大规模铸造五铢钱之前,汉文帝五年四月,垂拱而治的汉文帝,废除盗铸钱令,允许私铸钱币,朝廷彻底放弃了铸币权,中原的金属货币的铸造,处于绝对自由竞争的年代,而那时候各诸侯国都可以铸币,七国之乱,就是货币的不统一和铸币权分散造成的局面。
吴王刘濞和大夫邓通的钱遍布天下,最终酿成了七国之乱。
汉武帝收回铸币权,使用了铁血手腕,从赤侧五铢,到上林三官五铢,再到彻底恢复盗铸钱者斩的禁令,汉武帝用了很久很久的时间。
大明的压印银币和万历通宝,有没有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发生?自然也是存在的,万历通宝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铸造出来,任民间赤铜兑换后,很少会流通于世面之上。
在松江学派看来,解决劣币驱逐良币的唯一办法,就是自由铸币,朝廷完全开放铸币权,允许所有人铸造货币,在完全自由竞争的铸币环境下,口碑欠佳的铸币没有人接受,就慢慢地消失了;而口碑良好的钱币接受的人多,会成为竞争的胜利者。
从逻辑上看似乎行得通。
但林辅成后来逐渐放弃了这种主张,因为大明贫银少铜,自由铸币的结果只会让铜的价格上升到一个可怕的高度,而百姓们用的钱,会成为一点铜没有的薄铁钱,林辅成发现,在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之下,钱(贵金属)只会像水一样流向不缺钱的地方,堆积起来。
林辅成很快换了一种主张,贫银少铜的现状,朝廷就应该完全垄断铸币权,私铸者斩。
这个逻辑也是自洽的。
只要将所有胆敢私铸的人杀死,那就没有私铸飞钱,没有劣币,自然没有劣币驱逐良币的说法了,这个逻辑的成立,必须建立在大明朝廷的信誉之上,朝廷要是为了盈利,通宝里没有一点铜,这套逻辑就完全无法成立了。
好在,大明在积极开拓铜路,滇铜在开采,吕宋十一座巨大的铜镇,吝啬的皇帝陛下投入了三百万银开发,而卧马岗的铜山,大明也在积极开拓,无数证据表明,大明正在积极探寻铜路,用于铸钱的同时,还用于铸造铜炮等物。
这是很积极的信号,大明朝廷经常翻烧饼,毫无信誉可言,但大明皇帝的重信守诺,也是人尽皆知,十岁那年的陛下对戚帅许下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诺言,九年之后,陛下就开始履行诺言,这是一段君圣臣贤的佳话,即便是贱儒也不敢置喙的佳话。
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创造问题的人!大明每个人拥有使用良币的自由!
林辅成有足够的论据证明货币不统一对自由贸易的伤害:在神圣罗马帝国从汉堡市走到德累斯顿市,1000里路,就需要十一种货币,要缴纳三十五次过境税,货币混乱,这对自由贸易而言,是何等恐怖的灾难!
谁破坏大明货币政策,谁就是在破坏大明的自由贸易!
这就是林辅成自由主张,他想要实现的自由是大明人人自由,所以他的主张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显然,林辅成提供的两个解法,对于倭国都不适用。
因为倭国也缺铜,而且还缺少规模,没有成熟的经验,渡来钱和私铸钱之争,就是最直观的体现,倭国没办法完全自由铸钱。
而大名令制国格局的现状,也让织田信长没有办法使用铁血手段解决掉私铸之人。
无论是是完全的自由和完全的禁止,倭国都做不到。
长崎总督徐渭用冗长的奏疏,论述了自己对倭国货币的思考,只要大明敞开了供应宝钞,徐渭就能用宝钞彻底击败织田信长的铸钱。
朱翊钧手里有织田信长的铸币,这是徐渭送入京师的。
织田信长铸天正大判一两金,长两寸椭圆形黄金制作,虽然说是一两,其实只有大明半两(15g)左右,大判一两银、小判一钱银,文禄通宝等等。
“就这个水平也好意思发币?铸币不精美等于不铸币。”朱翊钧看着那些个尺寸大小不一的金银铜币,从袖子里拿出了两枚大明压印银币,银币正圆,花纹清晰无比,背面写有一两,正面为万历通宝字样,下有双麦穗。
冯保看了看两种货币的差别,笑着说道:“蕞尔小国。”
比较之下,大明的银币,更像是艺术品,事实上在大明,银币真的是艺术品。
对于这种足斤足两,制作精良的银币,兵仗局制币司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万历十二年去了。
大明银币面值一两,只有一种面值,但市面上一枚大约价值一两二钱白银,因为银币独特的防伪性。
大明有巧夺天工一样的作假工艺,市面上的银锭真假难辨,各种造假手段层出不穷,而银币的压印工艺,那不是民间能够掌握的,一台水力螺旋压印机,就不是民间工坊能够制造,银币只需要看一眼,就可以确定真伪。
大宗交易动辄数千两白银,一块一块银锭绞开查验真假和数数银币数字就可以成交,哪种方便不言而喻,最重要的是不用担心收到假银子赔的倾家荡产。
大明银币在民间极受欢迎,兵仗局制币司日夜不停,也无法充足供应,主要是缺少银匠,机械可以多生产,银匠却不可多得。
铸币不精美,等于没铸币,是朱翊钧一贯以来的主张,而且坚持执行,这也是大明皇帝信誉的一环。
兵仗局的银币含银量为92.5%,不多不少,正正好,既能保证银币的强度和耐磨性,又能保证皇帝能收到铸币税,而大明银币带有锯齿状沟槽,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防止有人故意磨损银币,。
将银币磨削一圈,那些银屑堆积起来,就是另外一种火耗了。
兵仗局第一发现了这一现象后,立刻采取了应对措施,锯齿状的沟槽并不是很深,但只要沟槽消失,就代表着这枚银币被人动过了手脚。
也不怪徐渭信心满满,实在是织田信长捣鼓出来的货币,除了换宝钞,的确没别的用途,规模效应的优势,再一次得到了体现。
朱翊钧拿出一把小算盘,噼里啪啦的核算了一番说道:“长崎总督府将以三钱五分银兑换价值一贯的宝钞,这个兑换比例,总督府换给大名是七钱银一贯,长崎总督府会不会有些吃亏啊?朝廷只管印,就那三成半,总督府忙前忙后,也是三成半。”
宝钞局是户部之下,满打满算不过三百人,在宝钞上,大明养这批印刷匠人花不了多少钱,三钱五分银,赚的可不少,但是长崎总督府不仅要养总督府,还要养卫军,还要养商贾,为搜集情报的商贾提供报酬。
朱翊钧担心长崎总督府会因为吃亏心生怨恨,导致离心离德,对于诸侯朱翊钧还是以怀诸侯为基本政策。
“陛下,徐渭、孙克毅他们是不会亏待自己的。”冯保摇头说道:“就是每年办贸易会,抽分就够总督府度支了,反正宝钞几乎等于白赚…”
“嗯。”朱翊钧点了点头,铸币税算是增项,会让长崎总督府的日子更好过。
对于徐渭而言,朝廷管海外总督府的死活已经是天大的恩泽了,利益什么的,有大明支持,还怕抢不到?
比较有趣的是,吕宋和旧港总督府拒绝使用大明宝钞,用国姓正茂、张元勋的话说:琉球、吕宋和旧港为大明故土,怎能和长崎总督府相提并论?长崎会不会实土郡县,国姓爷和张元勋不做评价,但琉球、吕宋和旧港是一定会实土郡县。
大明宝钞的福气,就让倭国享用吧。
大明天朝上国,专门为倭国发行一种货币,这不是福气是什么?其他人想要还没有呢!
“这儒生是不是有些过于愚蠢了,把他发到辽东垦荒去吧。”朱翊钧批阅了一份奏疏,洋洋洒洒的写了一百多字。
是万历八年的一名进士,这名进士对大明朝当下的政策非常不解,奏疏洋洋洒洒数百字,核心的问题就是:他认为世家大族大多数都是德才兼备之人,为何朝廷要如此苛责?
朱翊钧看到奏疏就想到了当初的周良寅,周良寅当初去了趟辽东,回来之后仍然胡言乱语,就被朱翊钧流放到了大宁卫,这些年一直勤勤恳恳的跟在忠君体国侯于赵的身后屯耕。
周良寅很久没有上过这么愚蠢的言论了,相反,这些年总是上奏屯耕的实践经验。
人是会变的,朱翊钧打算把这个进士送到全宁卫垦荒,脚踏实地的干点活,种种地,这些想法都尽数退去了。
不过朱翊钧还是解释了这个进士的疑问,他在奏疏上朱批:[世家大族朘剥何须用刀?你家吃肉可曾带毛?这些个世家大族总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你寻不到他做的一件恶事,自然觉得德才兼备,但他们掌控一县一州一府之地的买卖,作恶何须自己动手?只需和朝官稍加勾结,就是收获钜万。]
[京官的冰敬碳敬,可能白拿?]
这种疑惑,也充斥在朝堂之上,尤其是新晋的进士,他们对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还不太明朗,所以会疑惑明明是地方的乡贤缙绅,世家大族,世代诗书礼乐,谈吐斯文,为人处事周全得体,和风细雨,谦谦君子,为何朝廷的新政,对乡贤缙绅、世家大族,从不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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