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御驾正走在通往乾清宫的路上,御辇中的皇帝忽然掀开轿帘,朝随行的陈矩问道:“陈矩,慈圣太后方才的话你也听到了,你觉得朕的回答如何?”
陈矩脚步不停,但同时却微微躬身,语气神情带着几分惶恐,答道:“皇爷天纵英明,回答自然是极好的,奴婢岂敢置喙?”
“既然奴婢不敢,那么臣呢?”朱翊钧淡淡地问道,看来并不打算轻易放过他。
有明一朝的宦官地位在朱元璋死后,尤其是永乐期间开始大幅度提升,不仅渐渐掌握内廷实权,也逐渐侵入锦衣卫,并最终形成“厂卫”体系,甚至个别时候还有一些太监能直接或间接地获得军队的指挥权。
称呼随这地位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大明朝的宦官到达一定的地位、掌握一定的权力之后,便有了在皇帝面前自称为臣的权力,而不仅仅只是家仆奴才身份。这一点,看看郑和写给皇帝的奏疏就很清楚。
当然,郑和多少有些算是特例,但即便不算郑和,永乐以后的很多宦官们也一样得以用很平常的语气自称是臣,而朝廷之中无论皇帝还是百官,也都承认这种称呼。如史载中许多圣旨、公里头都把各地镇守太监称之为“镇守内臣”,把东厂提督称之为“厂臣”等等即是明证。
既然是臣,对皇帝就不仅仅负有照顾起居等“初级责任”,而是与百官一样具备辅弼理政之责。陈矩虽然长期自谦自守,以奴婢自称,但他的地位是明确的,无论怎么看都是担当得起“内臣”二字的。
但宦官毕竟还是封建社会制度下畸形的产物,世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被净身者从此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也从此失去了为人夫的资格,心理上的不平衡是可想而知的,因此除极少人心底善良之外,大部分都是人渣,是一群头上生疮,脚下流浓的坏蛋。
这么想倒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毕竟在等级森严的宦官队伍中,刚进宫的小太监还得为有地位的大太监服务,端茶送水,倒尿盆子,甚至洗衣擦背,拧脚按摩,为了讨好和钻营,他们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他们的心底异常阴暗并不奇怪。
尔虞我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者大有人在,这些人惯于当面甜如密,脚下使蹶子。
要细论的话,秦和两汉时的宦官,虽然大多数是阉人,但也还引用一部分士人。而从东汉以后,宦官大都“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从此宦官与皇室、皇权形成一体。
大明朝在后世经常有“宦官专权”的标签贴在脑门上,对此本书前曾经分析过,大明的所谓“宦官专权”远不及汉唐之时,尤其是唐代中后期掌握神策军、废立皇帝如同喝水吃饭一般轻而易举的大太监们。
中明以后,大明朝的宦官们其实也有不少自警自省,比如陈矩就相当规矩,当了这么多年东厂提督,一件主动打压官的事情都没做过。这是因为,此时的宦官们对于自身定位、权力、下场等,也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这些认识的起源则大抵都自王振始。
正统时的太监王振,河北蔚县人,曾在家乡读过书。王振自宫进入皇宫,授宫人书。当时一般小太监虽然也在内书堂读书,由大学士陈山执教,但比起王振来,要逊色得多。而且王振原本就在官场上混过,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因此在舞弄墨和玩弄权术上,其他宦官都无法与之相比。
宣宗死,英宗年幼,继位后他敬畏王振,竟呼先生而不名。王振也颇有韬晦之计,故作良善姿态,耍弄权术,以取得当时阁臣“三杨”的好感。
某日,朱祁镇与小宦官在宫廷内击球,“振至而止”。次日,朱祁镇在阁中,王振跪奏曰:“皇帝为一棋子,几误天下,陛下复踵其好,如社稷何!”作出了一副耿耿忠心的样子,从而感动了三杨,感叹道“不意内官中宁有是人”,从此改变了三杨对他的看法。
还有个传说,说英宗即位后的一天,张太后把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和尚书胡濙召到便殿,对朱祁镇说:这五人是先朝所简贻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
接着又把王振找来说:“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当赐汝死。”经过朱祁镇和在场大臣的请求,才宽免了王振,规定“此后不可令干国事。”
人谓太皇太后前面对新即位的皇帝,强调要听顾命五臣的劝谏,后面是对王振的警告,可见英明。但此事多半不真:其时王振入宫不久,劣迹未露,张太后根本没有如此做的必要,此事已有后来人考证,就不多说了。
正统四年十月,福建按察佥事廖谟杖死驿臣,此驿臣是阁臣杨溥的乡里,而廖谟则是阁臣杨士奇的乡里。杨溥要为驿臣报仇,欲置廖谟于死地。而杨士奇则千方百计,设法庇护廖谟。以“因公杀人”为名,争议不决,请裁于太后。
王振乘机对太后道:“二人皆挟乡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轻,宜对品降调。”太后从之,后来降廖谟为同知。太后看王振处理事情“秉公无私”,渐渐信任了他。
自来奸滑之人,并不是脸上贴着标签的,让你一看就清楚。他们表面一片忠心,内心却藏着阴谋,这种人条件不成熟时,就潜伏韬晦,一旦得势就拉党结派,为所欲为。
正统六年,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的修建工程完工,朱祁镇大宴百官。根据大明礼制,“宦者虽宠,不得预王廷宴”。但英宗怕王振不高兴,派人私下里去察看。
果然王振大发雷霆,自比周公,说“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坐乎!”英宗连忙派人打开东华门正门,让王振来参加宴会,在座百官也赶忙起身迎谒。
说起来,三杨虽然名为贤相,但在王振羽翼未丰时不能识破他的为人,是为不能鉴人;在他还未得势时,不能及时阻止,是不能除病患于初萌。
后来张太后病死,杨荣先卒,杨士奇又因为其子杨稷杀人而被捕入狱,坚卧不出以消极抵抗。三杨中此时只有杨溥在朝,而且年老势孤,王振也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他先是摘掉了朱元璋在宫中所立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禁牌,从此越发胆大妄为,不可收拾,械系大臣,无所不为。
工部郎中王祐,放在后世的话也算是厅级干部了,竟无耻地认贼作父,自称为王振的义子,后来魏忠贤义子满朝大抵便由此肇始。由此可见当时王振的权势熏天,而大明所谓的宦官专权,也正从王振始。
但王振的下场也成为后来大宦官们提醒自己的前车之鉴。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二十万京营主力被击溃,王振终恶有恶报死于乱军之中,而从征的数十位武大臣几乎全部战死沙场。消息传到京师,百官在殿廷上号啕大哭。
后来,皇太后命令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监国。都御使陈镒面奏郕王,历数王振之罪,他们满怀悲愤地说:“王振罪不容诛,死有余辜。殿下如不即正典刑灭其家族,臣等今日皆死在这里。”说罢跪地不起。
书趣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