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皇贵妃?”
申时行还只是七分诧异三分疑惑,王锡爵却忍不住反问了一声,然后哈哈笑道:“看不出张公竟有这般三寸不烂之舌,可以说动郑皇贵妃支持皇长子正位东宫?端的是了不得啊,失敬,失敬。”
毫无疑问,王锡爵自然不是真的“失敬”,因为他的语气依旧带着嘲讽,这番话也显然是在说反话。
张诚果然笑容一僵,稍稍沉下脸色:“王阁老,咱家是很有诚意地来说这件事。恕咱家直言,皇贵妃娘娘能不能将皇三子送入东宫,于她这辈子的荣华富贵有影响么?甚至就算皇三子本人,将来哪怕做不得太子,至少也是一国藩王,差也差不到哪去。”
“可是,二位阁老如今对高司徒乃至实学一派可有什么办法压制?咱家虽然读书不多,也知道这官场如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既然心学压不住实学,那必然就只有实学来压心学了……到时候,天底下这许多心学官员回头一看,说我心学何以落到这般田地,最后会把责任算到谁头上?”
张诚这番话说得还真是优哉游哉,毕竟这账怎么算也不可能算到他头上去。心学官员最后要骂也只会骂申时行少智、王锡爵无能,断然不会有他张秉笔什么责任。
此时申时行果然听得有些皱眉,而王锡爵却面色如常,淡淡地道:“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张诚还真没料到王锡爵会是这个反应,当下也有些木然。
说起来,张诚对于政治的理解还是太肤浅了一些,更加不明白不同的阁臣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有不同的考量。张诚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倒是高务实很早以前就审慎思考过,那些思考也是他如今为官风格的依据。
高务实曾经思考,自明中期以降,多次发生群臣与皇帝存在严重政见分歧的情形,如武宗南巡、大礼议、国本之争等。阁臣刘健、杨廷和、王家屏引导群臣犯颜直谏,他们的气节在当时即被很多士人推崇,后世评说亦不吝褒扬之辞。
而在注意到那些与君主激烈抗争的阁臣的同时,他也注意到与刘健同时代之李东阳,与杨廷和同时代之费宏、杨一清,与王家屏同时代之申时行、王锡爵等人。总体来看,这些人虽有谏诤之举,然态度较为和缓,主于调护。
当时高务实就仔细推敲过一番,李东阳诸人的行为取向在何种意义上与刘健,或者说与明代士大夫群体较为激烈的抗争行为相异,这其间有无原则性?明人又如何评价阁臣此类行为取向,阁臣又以何种理路对己、对人交代其行为的合理性?乃至于将此种行为取向置于明代政治经历的脉络中审察,有无政治角色层面的特殊含义?
早在他还是太子伴读的时候,他就觉得有必要弄清这些问题,因为这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李东阳诸人行为取向的内涵,还将对明代政治生态的复杂性有更为深刻的理解。而这也是他自己“将来”生存在大明官场的依凭。
在有明一朝的君臣冲突中,如大礼议、国本之争,士大夫群体往往连番上疏,要求皇帝采纳建议,又以“乞休”、“伏阙”等各种方式向皇帝施加压力。与之相对,皇帝则多采取廷杖、贬黜等方式打压群臣的抗争,君臣冲突情状激烈。
正德元年八月,阁臣刘健、谢迁、李东阳疏谏武宗诛杀内侍马永等人,劝导武宗理政,武宗不听。吏部尚书韩文率群臣“伏阙”哭谏,武宗借故廷杖“伏阙”诸臣。刘健、谢迁乞休,武宗不留,又“以事革韩文职,而杖责请留健、迁者给事中吕翀、刘菃及南京给事中戴铣等六人,御史薄彦徽等十五人”。
在这种情况下,李东阳虽亦疏言乞休,但武宗不允,遂留任为首辅。武宗去世后,世宗由外藩继位,世宗欲尊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改称孝宗为皇伯考,以阁臣杨廷和、毛纪、蒋冕等人为首的在朝大多数官员认为,此举变乱帝王统系,于礼不合,一再上疏反对,世宗不听。
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群臣“相率诣左顺门跪伏,或大呼‘太祖高皇帝’或呼‘孝宗皇帝’,声彻于内……及午,上命录诸臣姓名,执为首者学士丰熙、给事中张翀、御史余翱、郎中余宽、黄侍显、陶滋、相世芳、寺正毌德纯,凡八人下诏狱。
于是修撰杨慎、检讨王元正乃撼门大哭,一时群臣皆哭,声震阙庭。上大怒,命逮五品以下员外郎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悉下诏狱拷讯,四品以上及司务等官姑令待罪”。
“大礼议”局势焦灼,杨廷和、毛纪、蒋冕先后因争大礼去位,费宏继任为首辅。
而原历史上的万历中期,朝野诸臣连疏请求神宗早定“国本”,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在当时,“力请者鳞次,四海之所倾心也”。朱翊钧则强势打压群臣,“言官劝请豫教,盖被降罚,省闇几空”。
王锡爵也早在万历十九年疏谏朱翊钧,要求早立皇长子为太子。朱翊钧也是不听,王锡爵遂以省亲为名离京。
万历二十年,礼科给事中李献可疏言“国本”之事,朱翊钧降献可外任,时任内阁首辅的王家屏也十分硬气,封还御批以救言官,并以去位明志,朱翊钧不留。继而王锡爵被召还,继任为首辅。
由此刻见有明一朝君臣冲突的激烈情状,在当时,许多官员以终结仕途作为其坚持政治主张的代价。
刘健、谢迁言“乞休”,即被允退。仅嘉靖三年数月间,杨廷和、毛纪、蒋冕三任首辅先后因与世宗争“大礼”去位,吏部尚书乔宇、杨旦、礼部尚书汪俊亦致仕回籍。
万历朝几任阁臣,如王家屏等,皆因“国本”一事忤君,疏言求去,朱翊钧也不留。由此高务实看出来,士大夫群体积极抗争,的确给皇帝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但在这个过程中,君臣关系亦不免趋向恶化。
杨廷和当年便曾说过:“比议大礼,则以鱼水之投,而为水炭之隔。”
君臣冲突初起时,阁臣身处中枢,位近于百官首领,他们难于置身事外,事实上,刘健、杨廷和等人引导了当时群臣对皇帝的抗争之举。
而出现因冲突导致君臣关系紧张的局面时,阁臣亦难于置身事外,他们势必要做出政治抉择,是持续性的以直抗君?还是委曲从君?
阁臣若取直道强谏,甚至一去以明志向,该种行为节义显见,也使皇帝感受到其对政治原则的持守。但如此决绝,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士大夫对自我价值的否定,此不仅系于个人官位名利之事,也意味着当事者在已然焦灼的局势中,失去了发挥持续性政治影响力的常规途径。
阁臣若缄默,直至委曲从君,这有助于当事者获得皇帝的信任,进而采取可能的手段来缓和紧张气氛。但如此为之,在强谏明志者前赴后继的政治氛围中,则不免要承受关于名节有亏的舆论指责,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焦虑。
总的来说,大规模的君臣冲突既是政治事件,同时也构成一种君臣关系紧张的政治处境。阁臣位势重要,他们无从回避地要有所表态。在大规模的抗争活动后,是持续性地以直抗君,还是委曲从君,两种行为取向皆有其合理性预设,又皆有局限,这构成了阁臣政治处境的两难抉择。
在这种政治处境中,阁臣如刘健,取“直”,如李东阳诸人,则从“曲”。
完全的取直,高务实觉得并不甚佳,尤其他是知道大明朝政治走向的人,假设“将来”他也取“直”而致仕罢官,那么这个大明也就几乎是被宣布“抢救无效”了。因此高务实虽然亲手打造了“南疆退路”,但他从心理上是不希望启用这条退路那一天的。
那么,阁臣取委曲之道立朝,其政治实践的特征又如何?诸如“和缓”之类的形容词,只是对一种行事风格的简单化描述,结合李东阳、费宏与王锡爵在首辅任内的政治实践,高务实当年总结出三点行为特征。
其一即为顺从皇帝主张。李东阳在正德元年随刘健、谢迁一道要求皇帝诛杀用事宦官,正德元年八月至正德七年间,李东阳担任内阁首辅,在任期间与刘瑾有往来应酬之事。查《明武宗实录》可知,在刘瑾被定罪前,再未见李东阳弹劾宦官用事的奏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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