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京营的问题,以上提到的处理办法都属于治疗表症,没有一点涉及根源的。
哪朝哪代都不缺聪明人,大明朝廷也是一样,难道看出京营问题的根源很难吗?不难,对于很多官员来讲,这个根源并不难找,只是没法说,没法解决罢了。
都知道大明正统年间,由于英宗盲目出塞,导致土木堡之变,此战明军在京精锐尽失,成为大明军事力量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英宗之后,明军实力从太祖、成祖时代的巅峰逐步下滑,其中虽有多次改革图新,然而颓败的趋势却从未扭转。
很多后世之人把这件事看做京营衰败的源头,认为从此之后,勋贵集团被文官集团压制,于是导致了大明军事力量的下滑。
瞎说。
举个例子,巅峰时期的唐朝不是贞观之治时期的大唐,而是高宗李治时期的大唐,当时的唐朝已经进入文官时代,但是却达到了盛唐扩张的极限,乃至后续经过武周、中宗等,一直到玄宗早中期,大唐的实力也没有明显衰落,难道那个时期的大唐不早就是文官时代了?
国内的例子有人不信,那说国外吧。巅峰时期的荷兰,是商人时代,也可以算文官时代;巅峰时期的英国,没听过哪位牛逼将领敢不听唐宁街10号的吩咐吧?那也是文官时代;巅峰时期的美国……罗斯福难道不是出身“文官世家”,而是“武将世家”?
有人要说了,这些都没用,宋朝的例子怎么破啊?不就是因为文官暗弱,压制武将,这才导致“弱宋”出现吗?
这话要分两方面来说,第一方面,宋朝其实并不算弱,强弱是要看敌人的,大家所谓的“弱宋”,顶住了基本还在强盛时期的大辽;以半壁江山为代价顶住了巅峰时期号称“满万不可敌”的女真金国;又以半壁江山扛住了横扫欧亚的蒙古四十四年……这很弱吗?
就拿蒙古来说,我们先看一看蒙古人灭国的速度:1206年,灭高昌回鹘王国;1206年,灭西哈剌鲁汗国;1206年,灭东哈剌鲁汗国;1218年,灭西辽帝国;1220年,灭后辽帝国;1222年,灭花刺子模汗国;1227年,灭西夏帝国;1231年,灭高丽王国;1233年,灭东夏帝国;1234年,灭金帝国;1236年,灭钦察汗国;1239年,灭罗姆苏丹国;1240年,灭基辅罗斯公国;1241年,灭波兰公国;1241年,灭匈牙利大公国;1241年,灭波西米亚王国;1241年,灭亚美尼亚王国;1241年,灭格鲁吉亚王国;1241年,灭奥地利大公国;1241年,灭保加利亚;1241年,灭摩达维亚;1241年,灭威尼斯共和国;1253年,灭大理王国;1258年,灭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1269年,灭东辽帝国;1279年,灭南宋帝国。
蒙古西征,才花了多少点时间就饮马多瑙河、兵抵地中海了?灭辽吞宋的金国,在蒙古面前扛了几年?区区半壁江山的“弱宋”却扛了四十四年,还打死了蒙古大汗,这很弱吗?
不,这只是说当时的蒙古的确是游牧民族的最高光的时刻,跟开挂差不多罢了。而且要不是蒙古人在西征过程中发现了阿拉伯人工程器械和回回炮,它搞不好还拿不下半壁江山的“弱宋”。
另一方面,宋朝的文官和明朝的文官风格其实根本就不同,虽然大家都搞理学,但宋朝因为开国时期就被草原王朝教训了,所以文官集团整体比较畏惧草原王朝。
明朝则正好相反,它是踏着蒙元帝国的尸体建立起来的!它的太祖太宗压着蒙古人撵鸡赶狗一样追着打了大几十年!所以哪怕出现了土木之变,皇帝都丢了,也先甚至都开始考虑要拿多大的好处了,结果呢?
结果大明的文官集团根本没当回事,不就是丢了个皇帝嘛,多大点事?再立一个不就完了,老朱家没别的优势,就他娘的能生……
于是也先发现,合着老子手里这不是个香饽饽,是个烫手山芋啊!
所以土木之变后,蒙古人其实根本没捞到什么好处,这事儿谁主导的?以于谦为首的文官集团!
这下清楚了,大明的文官集团根本不怕战争!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文官集团只怕是中国历史上最好战的一个文官集团!
那么问题就转回来了,既然这个文官集团如此好战、如此刚烈,连跟人谈和都视为不能容忍的耻辱,那为何大明的军事实力还是不断下降呢?
甚至大明搞了几次军事改革,也没能抑止这种下降的趋势,顶多也就暂时性的延缓了一下呢?
因为根子就歪了。
朱元璋这位丝毫不懂经济的太祖,制定了一个必然会快速崩坏的卫所制度作为明军的根本制度,而且还特别喜欢搞“祖训”,要求子孙后代不得违背,这才是后来那么多名臣名将都救不回大明来的真正原因。
不可否认,朱元璋所创建的卫所制度在元末明初战乱年代,确实能够提供明军充裕的兵员以及粮草。然而随着国家的安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土地兼并会自然而然的出现,卫所制度所赖以生存的土地,肯定会被逐渐固化的阶层占据,此制度因此就从根本上遭到了破坏。
正统十年,边防大将蒋贵上疏:“大同、宣府诸塞下,腴田无虑数十万,悉为豪右所占”,连大同、宣府这等军事重镇之中军田,被占据的现象都如此严重,其他地区可想而知只能更甚。
果然,十余年后,形势非但未曾有所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正统二十二年,“黄绂出见士卒妻衣不蔽体,叹曰:‘健儿家贫至是,何面目临其上’?”
作为保家卫国的军人,竟然到了妻子衣不蔽体的地步,可见明中期军士地位何其低下,生活何其艰辛。
明中期“海内燕安”,各地边军闲来无事,于是朝廷频繁调动各地外戍兵卒入京驻防,谁知踏入京城的大明将士却发现,自己成为了朝廷各衙门以及勋贵们的奴隶苦工,什么事都要他们去办,尤其是各种工程,不去雇佣工匠,偏让军兵去做。
因此,士卒都不愿到京轮防,而常常耽误期限,朝廷却仍然不恤军情的对其重罚,轻者前往边塞罚班数月,重者长达年余。在这种极端严苛的军事制度下,军人的地位跌至低谷,因此士卒的大量逃亡乃至兵变,便不可避免的在各地卫所相继发生。
弘治年间,明孝宗朱祐樘意识到国家正步入衰落,便从经济民生、朝堂政治等各方面进行了改革。孝宗这个人还是相当不错的,宽厚仁和、勤政躬亲、励精图治,朝堂上下为之一清,史称“弘治中兴”。
然而军事方面的改革却是积重难返。弘治元年,时任兵部尚书马文升便上言“虽解到卫所,随逃者十常八九。”即便经过对将领家臣的清理,却也只清出了百分之二三,相较于大量兵员缺额,这只是杯水车薪。
到了弘治五年、八年,巡按御史张泰接连上疏:甘州多地田地肥沃之处,均被总兵、太监占据,驻防官军之衣食不足,已经到了动不动就饿死人、冻死人的地步!
此外,不仅仅来京换防的士卒遭到奴役,连同京师“十二团营”京营将士也逃不掉徭役之苦。团营十二万精兵中每年被抽拔做工者多达两万,而且一去便是两到三年,因此连待遇相对于其他边军来说还算“较好”的京营将士也多有逃亡。
因此高务实早就认为,卫所制度不改,兵归将有的体制不变动,这个军事改革换了谁来都没用,甚至让他高务实自己挽袖子上去,也干不成什么事,顶多就是跟李鸿章当年的自嘲一样,做个“裱糊匠”罢了。
可是裱糊匠的工作只能吓唬人啊,他也不是没有做,譬如京华火枪厂和京华火炮厂就是典型的裱糊匠工作——对他京华集团来说不是,对大明来说肯定是!
据他了解,京华现在给九边各军提供的隆庆二式火枪已经超过十一万多杆,提供的大小各类火炮超过四千门,但是有多少用处,那真是谁都不敢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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